我的警察文化收藏_警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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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高考之后，学校组织学生估分、填报表愿。出生在农村的我，面对五花八门的学校和专业，根本就不知道选择什么专业好，也不知道将来要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吃过晚饭，我走出沅江二中的校门来到草尾镇街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自己的志愿。当我经过一个摆小人书的地摊时，我信手拣了两本，一本是《405谋杀案》、另一本是《东港谍影》。我被小人书中公安人员高超的侦破能力和推理深深打动，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在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南政法大学刑侦专业。也许是我的诚意感动了上苍，我很幸运地被录取了。从此，我走上了从警之路，同时也开始了我的警察文化收藏之旅。

重庆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我在那座城市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涯。每逢周末，我都要乘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中兴路旧货市场和枇杷山旧货市场逛上一圈。由于囊中羞涩，我只能花几元钱淘一些公安、警察题材的小人书，如《今天我休息》、《警察局长的自白》等。到目前为止，我已收集了不同版本的中外警察题材小人书200多本。工作之余，翻阅这些小人书，既回味了童趣，又充实了生活。

1989年7月大学毕业，我又回到了沅江这片热土，被分配到沅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工作。口袋里有了工资，出差的机会也多，于是我将收藏的范围扩大了，凡是与警察工作、生活、学习有关的一切物品都纳入了我的收藏范围，如老证件、警服、帽徽、领章(领徽)、臂章、肩章(警衔标志)、手铐、勋章等。1990年下半年我去深圳办案，在黄贝岭旧货市场，我发现了一枚中间带有“公安”二字的五角星帽徽和一张50年代《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宣传画，画中一个小男孩将捡到的一分钱交给正在岗亭执勤的女民警。我欣喜乐狂，忙问老板要多少钱。老板伸出三个指头“三块”。由于初入藏市，不懂行话，以为只要3元，我连忙摸出3元钱递给老板，老板直摇脑袋“300元啦!”天啦!300元相当于我当时两个月的工资。我只好返回宾馆，找同事借了200元。等我赶到市场时，只有那枚“公安”帽徽了。老板告诉我十分钟前，一个香港警察花100港元将那张画买走了。我后悔得直跺脚，只好花200元高价买下了那枚“公安”帽徽。据查资料，这枚“公安”五星帽徽是新中国第一套50式警服(1950年2月——1955年11月)的帽徽。

2003年11月，我去安化县公安局开会。在一个同行的办公桌上我偶然看见了一本由安化县公安局主办的一本杂志《乡村警察》(创刊号)，时任安化县公安局局长蔡卫红(现任益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在扉页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创刊词《拥抱春天》。安化同行见我喜欢，就送给了我。无独有偶，2004年8月，我去桃江县公安局办案，在同行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桃花江警察》(创刊号)，扉页上是县公安局局长在庄红亮(现任益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的创刊词《做得更好》。阅读两本杂志的创刊词时，我热血沸腾，一种人民警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于是萌发了收藏公安、警察题材杂志试刊号、创刊号、终刊号、复刊号的念头，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如今这类杂志我收了100余本，如《中国刑事警察》(1989年创刊)创刊号、《现代世界警察》(1985年创刊)创刊号、《当代警察》(1990年7月创刊、2003年12月终刊)的创、终刊号。通过这些，使我了解该杂志创、复、终刊的背景以及当时公安工作的重大政策、变革和事件。

警察的生活是紧张的，同时也是枯燥的。但我自从迷上了收藏，将一切紧张、枯燥抛之脑后。收藏中我摒弃了庸俗的攀比和得失之念，远离了烟、酒、牌等其它不良嗜好，得到了欢乐和朋友，获得了知识和充实，更陶冶了我的情操。收藏影响了我的职业选择，她将永远伴随着我的人生之路。